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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社会资源向调结构方向配置

发布时间:2021-01-25 16:21:18 阅读: 来源:提升机厂家

引导社会资源向调结构方向配置

以2013年为标志,经济增速已经转换成为结构性和阶段性的长期的周期性下滑,即主要由需求不足的周期波动演变为供给约束的周期波动,从而中速增长将常态化。  政策建议:维持政府主导投资的适度规模,部分抵消投资增长放缓对经济产生的紧缩效应,但要避免刺激新的过剩产能的形成;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合理调整和降低居民支出负担,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释放以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引导社会资源向着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方向流动和配置。  客观地说,要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做出比较确切的判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试图在分析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有利与不利的因素的基础上,尝试对此初步做出自己的判断。  经济周期结构性阶段性特征更加突出  2013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延续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上升的趋势,而是基本维持了与上年相差无几的经济增长速度,标志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向“中速”转换,2008年体现为危机冲击下的有效需求不足性质短期周期性下滑,但以2013年为标志,这种增速转换已经成为结构性和阶段性的长期的周期性下滑,即主要由需求不足的周期波动演变为供给约束的周期波动,从而中速增长将常态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素成本上升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比重将上升,但两者的劳动生产率将低于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从2008年至2013年,就在经济复苏缠绵难愈之际,中国被过去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些内部矛盾也日渐凸显。这突出地表现在要素资源的供给方面,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供给日益稀缺,成本不断攀升。这5年间,一直支撑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受到极大削弱,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难以再现往日的辉煌。  中国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服务业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使得国内居民获得更大的消费效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会有所提高。然而,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尽管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可以让国内居民获得更多的效用福利,但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于制造业,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趋势性的回落。  2,产能过剩消解将需要3年至5年,产能过剩的存在将弱化需求改善引致的投资乘数效应。因此,从这些角度讲,经济内部存在的产能过剩,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对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复苏也变得更为困难。  3,全球化、城镇化和重工业化“三化”叠一的时代已经逝去,“大投资”“大开放”带来的旺盛需求将趋势性回落。  稳增长政策目标不会改变  进入2013年,中国继续实施“稳增长”的政策,并及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适度的预调微调,从而使得第三季度扭转了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下滑局面,确保了年度7.5%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也正因为稳增长政策对经济增速企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增长或许将不是首要的政策目标,但是稳增长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将基本保持不变,同时“稳增长”的政策边际效应会呈现逐渐递减之势,从而“稳增长”政策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有所降低。不过,由于2013年稳增长政策只是着力于预调和微调,遵循了一种“微刺激”的原则,所以对经济内部结构的危害相对较小,操作不仅更具有灵活性,而且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由于当前产能过剩状况比较严重,政府适度增加投资规模不会刺激新的产能的形成,而是会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这是与2009年的投资扩张计划刺激大量的新的过剩产能的重要区别。不仅如此,由于2013年前三季度稳增长政策在投资扩张方面显得比较有节制,从而也更具有持续性。这些都保证了现阶段稳增长政策不会造成大的宏观经济波动。不过,由于2013年前三季度不包含三行业投资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低于包含三行业投资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未来这种趋势很难长久延续,稳增长政策的边际效应可能会递减,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未来经济的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由于结构变化和阶段转换特征明显,我们认为未来经济难以再现高速增速局面。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内生调整越来越充分,经济主体也越来越适应中速增长的新形势,经济自主性增长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在经济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2014年经济增长将保持稳定运行。  引导社会资源向有利于  结构调整的方向流动和配置  本届政府在处理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二者关系时的审慎态度,不仅有对通过“调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坚定决心,而且对当前经济增长的放缓态势也给予了密切关注和高度警惕,同时也更加重视“促改革”来达到“调结构”和“稳增长”的作用。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建议一:维持政府主导投资的适度规模,部分抵消投资增长放缓对经济产生的紧缩效应,但要避免刺激新的过剩产能的形成。维持扩大政府主导的适度投资规模仍是短期内防止总需求进一步萎缩的主要途径。不过,由于去年前三季度政府主导的公共设施管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增速分别已达到较高水平的29.4%和23.3%,所以,要密切注意控制投资规模和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当前可以选择扩大保障住房建设、城镇棚户区改造、城乡统筹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产业转移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投资的重点领域。  建议二: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用好增量,通过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转型。当前经济增长仍处于不太景气区间,仍然需要维持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经济结构的扭曲造成存量金融资源配置于大中型重工业行业、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的比重过大,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加强金融监管等方式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特别是要确保新增金融资源更好地用于实体经济,特别是需要将更多的新的金融资源配置于中小微企业,鼓励它们提高投资规模和效益。与此同时,要采取措施对冲金融改革可能对已有政策的冲击。  建议三: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合理调整和降低居民支出负担,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我国实行的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会造成中低收入者的税负相对过重,而高收入者的税负过轻。同时,普遍存在的物流成本过高和收费项目繁多等问题,一方面会降低企业利润,另一方面还会抬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因此,应推动流转税制改革,逐步建立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特别是要减免部分服装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应缴纳的增值税,大力清理收费项目,降低居民购买支出负担,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  建议四:重新审视和调整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加大对一般贸易出口的支持力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矫正扭曲的内外需结构。我国通过优惠政策利用外资鼓励加工贸易的战略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渐消失,而由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对一般贸易的危害却日益增加,这对当前中国的出口增长以及经济稳定运行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当前要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进行调整,减少对加工贸易的政策优惠,更加重视一般贸易出口的发展,同时鼓励对消费品和高科技生产设备的进口,减轻国际收支失衡的程度。  建议五:释放以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引导社会资源向着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方向流动和配置。当前,应制定明确的改革路线图,支持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压缩和淘汰过剩特别是落后过剩生产能力,并向社会公布,让市场主体明白未来的改革动向和政策方针,了解政府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结构调整的坚定决心,并使这种预期内化到市场主体自身的投资和消费活动中,使之符合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避免资源误配置可能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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